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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央行数字货币——货币战争的新战场

时间:2021-06-29 13:10    作者:admin     点击:

  。文章从数字货币的发展历程、发行央行数字货币的原因、央行数字货币是否会采用区块链技术、全球央行数字货币发行情况、央行数字货币博弈情况、央行数字货币战争的特殊性六方面进行分析。文章指出,中国很可能成为世界最先发行CBDC的主要国家。同时,多个国家也在积极论证甚至研发自己的CBDC,甚至一些科技巨头也参与进来。如何在CBDC这个货币战争的新战场上获得胜利,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货币的历史已经有数千年了。在这数千年的历史中,有两个要素始终对货币的发展施加着巨大的影响:一是货币的币材,二是货币的发行人。数千年来,货币的材质经历了贝壳、布帛、黄金、白银、青铜、纸张等等,终于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迎来了数字化时代。货币的发行人也一直在官方与私人之间来回摇摆,见证着历史舞台上的各路人马对发币权的争夺。历史的指针指向2020年,在这个魔幻的、黑天鹅满天飞的年份里,货币依然占据了一席之地,因为这一年是货币走向数字化的关键一年,尤其是中国人民银行开始进行央行数字货币(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CBDC)试点,中国很可能成为世界最先发行CBDC的主要国家。同时,多个国家也在积极论证甚至研发自己的CBDC,甚至一些科技巨头也参与进来,没有国家会在这场数字化的货币战争中甘于人后。如何在CBDC这个货币战争的新战场上获得胜利,是我们需要认线

  从货币材质的角度,笔者将货币的历史简单地划分为两个阶段:物理态货币时代与非物理态货币时代。

  物理态货币时代,适合被选为货币的材质有哪些要求?按理说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点:可分割、携带方便、材质稳定。但在人类社会发展早期,受条件所限,被选为货币的物品,如贝壳、布帛、牲畜等均不满足上述条件。大量的贝壳和布帛不方便随身携带,牲畜有寿命限制,且更是不可随意分割。随着金属开采和冶炼技术的发展与成熟,货币步入了金属时代,从铜铁到金银,货币至少满足了可分割和材质稳定的条件,但依然存在着大额货币携带不便的问题。此后,随着造纸术、印刷术、防伪术的发展,纸币终于登上了历史舞台。这时候,货币失去了实际使用价值,成为了一张“欠条”,代表了货币发行人的债务、货币持有人的债权。

  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定义,电子货币是指通过销售终端和设备直接转账,或电脑网络来完成支付的储存价值或预先支付机制。电子货币的价值与纸币等值,能够在真实的商品和服务交易中使用。其背后的信用支撑或与CBDC类似,直接来源于各国央行;或由商业银行提供直接支持、央行依靠委托-代理关系给予间接信用支撑。

  电子货币应该是最早出现的非物理态货币,比如银行卡,以及现在已经非常普及的线上支付(如支付宝与微信支付),都可以划分到电子货币的行列。电子货币与CBDC均以电子化的形式存在于线上,都具有交易只能,且CBDC可以转化为电子货币,因此两者非常难以区分。但是,电子货币与CBDC却有着极大的不同。

  。电子货币并非真正的货币,并未带来货币层面的创新,仅是利用了较纸张更为先进的电子通信技术,通过联网的柜台、ATM、电脑、手机等终端,向银行发送转账指令,银行再将付款人账户中的数字转移至收款人账户,从而实现价值转移;CBDC本身就是货币,是纸币的替代品,带来了货币的革命性变化,即基于加密算法将现金数值进行转换并包含相关信息(发行者、所有者、金额等)的加密数字串。

  。电子货币所转移的财富是建立在支付主体所拥有的金融账户的基础上的,电子货币转账对应着金融账户余额的变化,即电子货币“寄生于”金融账户,一旦脱离金融账户,电子货币将仅剩“电子”而失去“货币”,变得毫无意义;CBDC的背后则是国家信用,其本身即拥有独立的流通职能,可在一国经济中自由流通,无需依托金融账户存在。这就导致两者存在以下区别:一是两者信用等级不同。如上所述,电子货币依托于金融账户存在,因此其安全性也依托于金融账户背后的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的安全上限即为电子货币的安全上限,理论上来说,一旦其背后的金融机构倒闭,该金融机构支撑的电子货币也将相应地烟消云散;CBDC则是依托于国家信用,其信用与人民币等同,国家信用的上限即为CBDC的上限,因此其是信用等级最高的货币。二是两者法律效力不同。电子货币的信用来源是其背后的金融机构,因此理论上来说机构或个人可以不接受电子支付所转移的货币;CBDC则具有“无限法偿性”,因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是人民币。以人民币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切公共的和私人的债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三是两者流通范围不同。电子货币仅能在自身系统内部流通,如支付宝与微信支付之间不能进行跨系统转账;CBDC则能够打破系统壁垒,在所有系统之间自由流通。

  。电子货币不能直接影响货币供应量,而是主要通过影响货币乘数从而间接地影响货币供给;CBDC的供给则直接受到央行控制,央行可根据经济运行情况适时调整其供应量。

  。电子货币需要依托互联网,在联网条件下完成价值转移;CBDC则可以在收付款标识、数字证书、非对称加密等关键技术的加持下实现双离线支付(类似坐公交车刷卡)。即在互联网信号不佳,甚至根本无法联网的环境下,用户依然可以通过在手机等终端设备中下载安装CBDC的数字钱包来实现CBDC的收付过程。

  。电子货币是非匿名的,监管部门可以通过对金融账户的监管来监管电子货币;CBDC是可控匿名的,其匿名性略逊于纸币,用户的隐私基本上可以得到保障。当然,监管部门也可以通过大数据来发现违法交易。此外,有一个问题是大家都很关心的:CBDC的发行会替代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地位吗?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CBDC的英文名称是Digital Currency/Electronic Payment(DC/EP),即数字货币/电子支付,单从名称上看,中国发行CBDC似乎确实有替代现有线上支付系统的目的,因此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并不奇怪,但答案恐怕是否定的。且不说两者背后的母公司阿里巴巴和腾讯均参与到了DC/EP研发的历史进程中,单就在第三方支付市场中的份额而言,两者合计超过了90%,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了中国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用户黏性非常大。这种情况下,DC/EP没有必要“另起炉灶”取而代之。不仅如此,DC/EP还可与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形成互补和相互扶持的关系。监管机构可进一步巩固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地位,鼓励其拓展海外市场,同时DC/EP可借两者的东风拓宽在国内外的覆盖范围、提高接受程度。同时,对普通消费者而言,在用户体验方面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当然,存在一种极端情况,即如果有一天支付宝或微信支付因某种原因(如技术原因、黑客攻击等)导致瘫痪,DC/EP作为备用系统可以马上“顶上去”,从而稳定市场秩序,维护金融安全。

  一般认为,最早诞生的数字货币可以追溯至1982年由大卫·乔姆(David Chaum)研发的eCash。eCash有两项关键性的支撑技术:随机配序、盲签名。随机配序产生的唯一序列号能够保证数字货币的唯一性;盲签名能够保证数字货币的匿名性。付款方在付款时,向收款方发送一张包含金额和银行签名的电子卡片,收款方可以凭借该卡片到银行领取相应数额的美元。为了保证该电子卡片的不可复制性,每张卡片上都有唯一的序列号,使用过的序列号将不能重复使用,从而有效地避免了“双重支付”问题。付款方将序列号使用盲签名转化后发给银行,银行在不知原始序列号的情况下签字,并将签字后的卡片发回给付款方,付款方“脱盲”后获得原始序列号,再将具有银行签名和原始序列号的卡片发给收款方,收款方将卡片发回给银行,银行确认签名属实(但不知在何时为何人签署的),将原始序列号记录在案并保证没有被重复记录。然后,银行发给收款方一张带有新的序列号的卡片。

  但是,eCash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数据冗余。由于每个使用过的数字货币序列号都会被存储在银行数据库中,且在每次交易中系统都要认证序列号的唯一性,因此随着交易量上升,数据库会变得越来越庞大,认证过程会越来越困难。二是监管困难。eCash的匿名交易特性使银行无法追踪资金流动,给监管制造了困难。三是中心化运营。eCash需要一个中心机构管理运行的服务器参与每一笔交易,若其停止运行,交易也将暂停。

  2008年,金融危机从美国爆发,并迅速席卷全球。期间,美联储推出“量化宽松”政策,通过印钞刺激经济,导致货币贬值,居民财富大幅缩水,美元信誉暴跌,货币非国家化理念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货币非国家化理念是哈耶克在上世纪70年代“滞涨”背景下提出来的,其核心论点是只有废除各国政府对货币创造的垄断才能实现价格水平稳定,建议允许若干私人发钞机构各自发行不同的货币并进行竞争,在允许公众自由选择的条件下,币值稳定的货币会存活下来,币值不稳定的货币会被抛弃,从而促使各发钞行不断调整自己的货币供应量,使其币值稳定,进而实现价格稳定。

  在这种思潮背景下,加之前期近30年的积淀与技术准备,至今尚无法获知真实身份的神秘人物中本聪于2009年1月发表《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宣告了比特币的诞生。比特币的诞生是悄无声息的,但其意义是非凡的,最重大的意义之一就是宣告了区块链技术的问世。1月3日,中本聪在位于芬兰赫尔辛基的一个小型服务器上挖出了比特币区块链的第一个区块,即创世区块,并获得了50个比特币的首批“挖矿”奖励。在创世区块中,中本聪写下了这样一句话:The Times 03/Jan/2009 Chancellor on brink of second bailout for banks(2009年1月3日,财政大臣正处于实施第二轮银行紧急援助的边缘)。这句话是当天《泰晤士报》的头版标题,中本聪将其写进创世区块,除展示比特币的诞生时间外,似乎还暗含着对旧的金融体系的否定。

  比特币区块链采用非对称加密技术(加密和解密使用不同秘钥)和密码学哈希函数(SHA256函数,即任意长度的数据通过哈希运算都转换为一组由256个二进制数字组成的数据),解决了点对点之间的交易信息的传输和加密;采用PoW作为共识机制,区块链系统每隔10分钟产生一个新区块,在区块中包含一定量的币基作为奖励,设定特定算法维持比特币供应量的增长。比特币总量共有约2100万个,避免了通货膨胀。此外,比特币区块链降低了51%攻击的可能性。基于PoW的共识机制使得节点挖出区块的概率与其算力成正比,发动51%攻击意味着要掌握51%的节点,成本巨大。而且,一旦有节点掌握了51%的算力,比特币系统必然面临信任危机,币值可能会暴跌,攻击者所能获取的收益远小于成本。

  但是,比特币的缺陷也很明显。一是交易速度慢。由于采用P2P网络的公有链模式,节点可以随时加入或退出,节点数量庞大,导致数据被广播到全网耗时较长,因此比特币的处理速度只有7笔/秒。与之相比,VISA的处理速度为2万笔/秒,2018年“双十一”网联的交易峰值达到92771笔/秒。二是交易成本高。使用比特币转账时,矿工会将收到的广播交易打包在区块里,再广播出去,交易才算完成。比特币区块的大小只有1M,矿工最多打包1M的交易记录,如果转账人数过多,会造成网络拥堵。而且矿工的打包顺序往往根据手续费多少决定,从而抬高了手续费。三是通缩倾向。比特币有2100万的发行量上限,如果将其作为货币,由于总量固定、发行速率既定,比特币无法根据市场供需调整货币供应量。随着经济和财富的增长,以比特币计价的商品价格会越来越低,比特币的价值会越来越高,人们出于理性,会加强对比特币的储藏,从而进一步降低比特币的流通规模,使经济陷入通缩的恶性循环。四是安全性问题。比特币一般存储在移动设备、计算机或线上钱包中,如果移动设备丢失、计算机损坏、线上钱包遭到黑客攻击,比特币也会随之丢失且几乎不可恢复。2014年2月7日,因遭到网络攻击,世界最大规模的比特币交易所Mt.Gox停止比特币提取业务,引发交易混乱,随后Mt.Gox宣布破产。

  比特币之后,莱特币(Litecoin)、狗狗币(Dogecoin)、达世币(DASH)、门罗币(Menero)、大零币(Zcash)等各种山寨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统计,全球现存的山寨币多达2400种。为了在与比特币的竞争中存货下来,山寨币必然要在技术上进行一些改进。以莱特币为例,其交易确认更快,每2.5分钟即可处理一个区块;使用scrypt加密算法,与SHA256算法相比,占用内存更多、计算时间更长、并行计算异常困难、对硬件要求很高,具有更强的抵御矿机性,避免了算力集中违背“去中心化”原则;货币总量更多,增加至8400万枚。

  与CBDC由中央银行发行相比,上述数字货币均属于私人数字货币。私人数字货币与CBDC之间的差别,类似于电子货币与CBDC之间的差别,特别值得指出的有以下几点:一是本质上来说,私人数字货币也不属于货币,因为私人数字货币币值波动大、交易耗能耗时,难以履行货币的基本职能,其属性更贴近于“数字资产”,监管部门一般将其定义为“虚拟商品”“大宗商品”等。在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使用比特币进行支付甚至被定性为违法行为。二是私人数字货币诞生于“货币非国家化”的思潮之中,因此均以“去中心化”为核心管理模式。而CBDC由中央银行发行、由国家信用支撑,中央银行需要通过调节货币发行量、货币价格、货币流向来调控经济,因此CBDC注定将以“中心化”为核心管理模式,由中央银行垄断货币发行权。三是由于采用了“去中心化”管理模式,加之交易频率和交易规模均十分有限(与CBDC相比),私人数字货币均采用区块链技术作为底层技术。而CBDC则不预设技术立场,随时跟踪最新的技术理念。事实上,由于区块链技术存在的固有缺陷,CBDC(特别是大国的CBDC)并不适合采用区块链技术作为底层技术。当然,CBDC的底层技术中并不排除会借鉴区块链技术中的某些思想,如分布式、共识算法、智能合约等。

  币值的剧烈波动让数字货币的开发者们开始重视私人数字货币背后没有真实资产支撑的缺陷。按照背后的资产情况进行划分,稳定币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稳定币直接挂钩美元等法币,并以此种法币作为足额发行保证,币值波动与此种法币汇率波动关联。2015年,Tether公司发行稳定币USDT。其每发行一枚USDT,都需在账户中存入相同数量的美元,从而实现USDT与美元1:1兑换,以保障用户资产安全。2018年9月,纽约金融管理局批准Gemini公司发行同样与美元挂钩的GUSD,成为首个由金融监管部门监管的数字货币。作为发行保证的美元存放在第三方银行,受到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保护,并聘请专业的外部审计公司进行审计,每月对外公开发行情况及美元保证存款情况。此种稳定币同样存在着风险,如保证金托管银行破产、保证金被挪用等。

  随后,真正引发全球对稳定币关注的“灭霸”登场——Libra。2019年6月18日,社交媒体巨头Facebook发布白皮书,提出要“建立一套简单的、无国界的货币和为数十亿人服务的金融基础设施。”Libra的构想一经发布,就引发了金融监管部门的强烈关注。经过与监管层一轮又一轮的沟通协调,Facebook于2020年4月16日发布第二版白皮书,提出要“建立一个简单的全球支付系统和金融基础设施,旨在使数十亿人受益。”事隔10个月,Facebook对于Libra的调门有所降低,但依然颇具野心。

  第二类稳定币以数字资产或其他实物资产作为发行保证,币值波动受抵押物价值影响,存在流动性风险。以数字资产作为发行保证的比较典型的稳定币是由以太坊上的自动化抵押贷款平台MakerDao提供的稳定币Dai。MakerDAO通过智能合约来质押用户的数字资产,再借给用户同等金额的Dai供其自由使用。问题是,作为抵押品的数字资产本身却是价值不稳定的。以实物资产作为发行保证的比较典型的稳定币是委内瑞拉发行的石油币。

  目前来看,中国极有可能成为全球第一个发行CBDC的大国,因为中国拥有发行CBDC的肥沃土壤,包括电子商务不断发展、移动终端设备普及率高、第三方支付发展位居世界前列、民众对数字经济接受度较高等。

  根据媒体公开报道,中国CBDC发展过程中的节点性事件包括:2014年,在时任行长周小川的倡导下,中国人民银行成立CBDC专门研究小组,着手开展CBDC的前瞻性研究工作。2015年,中国人民银行对数字人民币发行和业务运行框架、数字货币关键技术、发行流通环境、面临的法律问题、对经济金融体系的影响、CBDC与私人数字货币的关系、国际上数字货币的发行经验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形成了系列研究报告。2016年1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首次对外公开发行CBDC的目标。2017年3月1日,中央科技工作会议强调构建以数字货币探索为龙头的央行创新平台。2017年5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正式挂牌,成为全球最早从事CBDC研发的官方机构。2017年底,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组织部分实力雄厚的商业银行和有关机构共同开展DC/EP体系的研发。2020年,DC/EP开始在多个场景内侧。两会期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DC/EP研发工作遵循稳步、安全、可控、创新、实用原则,先行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及未来的冬奥会场景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以检验理论可靠性、系统稳定性、功能可用性、流程便捷性、场景适用性和风险可控性。但试点测试还只是研发过程中的常规性工作,并不意味数字人民币正式落地发行,何时正式推出尚没有时间表。

  中国人民银行相关研究人员在多个场合对此问题有过阐述,但较少涉及国际战略问题。结合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前所长姚前、现任所长穆长春等学者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我国发行CBDC的目的可归结为以下六大方面。

  前期,全球虽有多个国家在研发CBDC,但均不温不火。真正使各国央行,尤其是主要国家央行紧张起来的正是Facebook宣布发行稳定币Libra。甫一问世就暴露出来的成为国际货币和取代现有国际金融基础设施的野心、全球近30亿活跃用户和丰富的场景带来的网络效应、以美元等国际主要货币为价值支撑等特点,就像对各国央行的“叫醒电话”,使得各国深受刺激,各主要国家明显加快了CBDC的研发进程。各国央行之所以如此紧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稳定币的大范围流行会带来若干问题。

  金融市场层面,一方面,实现大范围应用的稳定币的发行方一般为大型科技公司(如发行Libra的Facebook),其网络效应将导致更高的市场集中度,削弱金融市场竞争公平性。另一方面,稳定币应用场景拓展将使汇兑、支付、存贷款等传统金融业务发生根本性变化,从而逐渐侵蚀商业银行等现有金融中介机构的业务,最终稳定币发行机构或将完全替代金融中介机构的作用。

  金融监管层面,稳定币系统金融安全网建设滞后,缺乏监管、存款保险、最后贷款人等制度建设。一是稳定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运营方的信誉,一旦出现风险事件,做市商能否稳定币值值得怀疑。若币值下滑,持有人将面临财富缩水,金融机构持有人将面临破产危机,从而产生外溢性金融风险。二是稳定币存在抵押资产储备不透明、相关权利和义务界定不清、治理不善(如储备资产未独立托管、持有人无法赎回)等情况,易引发挤兑。在极端情况下,发行机构为应对赎回将不得不甩卖资产,或引发金融市场价格大幅波动,将托管金融机构拖下水。三是稳定币若被广泛用于支付,一旦出现系统中断,会导致金融波动并影响实体经济。四是稳定币的跨境使用将削弱用于控制国际资本流动的资本项目管理措施。

  货币政策层面,稳定币规模做大,央行发行的货币作为稳定币的发行保证而不进入流通,央行在支付清算体系和货币政策等方面的职能将难以发挥。一是若稳定币广泛用于价值贮藏,居民、企业等将持有稳定币标价的资产,货币政策对这部分资产的收益率影响有限。二是若稳定币支付利息,利率则由篮子货币决定(如篮子货币利率的加权平均),将削弱货币政策传导,对本币不在篮子货币中的经济体影响更大。同时,银行端零售存款规模减少,对批发性融资依赖性增强。但批发性融资对利率更敏感,银行存款来源稳定性将下降,引发银行惜贷,加剧融资难融资贵。三是若稳定币与本币自由兑换,稳定币利率将影响本国内存款利率的确定。四是稳定币若进入信贷市场,将实现稳定币的货币创造,利率将以稳定币进行标价。五是若稳定币成为国际储备资产,全球对稳定币篮子货币资产的需求将提升,引起非篮子货币国家资本外流,抬高这些国家市场利率,压低篮子货币国家利率水平,造成优质资产慌。

  国际货币体系方面,美元稳定币的发展将进一步增强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作用,形成垄断之势,挤压“第二梯队”国际货币(英镑、欧元、日元、人民币等)的生存的空间。如Libra若成功发行,很有可能成为全球使用范围最广、用户最多的超主权货币,实现SDR都未曾达成的伟业。在经济不稳定和通胀高企的弱势货币国家,稳定币及其背后的篮子货币将逐渐蚕食该国法定货币的空间,甚至最终替代法定货币,冲击国家货币主权。

  。CBDC将使货币的流通网络极大地扁平化,加快金融资产相互转换速度,提高金融市场参与者的资金流动性,降低整个金融体系的利率水平,平滑利率期限结构,顺畅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甚至为必要情况下实施负利率、直接发放现金等非常规货币政策提供条件。

  。在CBDC环境下,央行有条件对资金的流向进行实时跟踪和查询,从而形成大数据系统,为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供连续、全面、真实的数据基础,使央行具有货币流通的大数据监测能力,进而精准的测量货币流通速度、计算货币总量、分析货币结构,并通过加载智能合约等方式,一定程度上解决货币政策传导不畅、货币脱实向虚、逆周期调控困难等货币政策困境。同时,有助于利用信息优势对金融体系中的风险进行全面监测评估。

  。现有跨境支付清算基础设施流程长、环节多、门槛高,导致速度慢、效率低、难以追踪、难以对付款进行担保、路径复杂、服务费用高等问题。CBDC不依赖金融账户,具有支持点对点交易和双离线支付等特点,决定了其优于现有跨境支付清算基础设施的便利性,忽略了境内、境外的区别,天然具有便于跨境支付的特点。

  。低收入人群、残障人士、老年人、边远地区群众等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尚未开立银行账户,从而无法获取金融服务。CBDC使得上述群体不需要银行账户,仅依靠智能终端即可参与金融活动、享受金融服务,并以此为基础拓展至电商等其他经济活动。当然,CBDC投入使用也会带来其他影响,需要提前谋划清楚。若CBDC受欢迎程度超过预期,如手机碰一碰支付的便利程度远超电子支付,大量用户可能将存款提取为CBDC,从而提高现金漏损率。央行不得不增加流动性投放以应对居民提现需求。对于银行来说,其负债来源中最廉价、最稳定的品种下降,取而代之的是成本更高的负债(如MLF),从而会对其净息差造成负面影响。当然,居民虽然不再给该银行贡献存款,但仍使用该银行数字钱包,银行可依托此渠道推介本行的产品与服务。

  有观点认为,决定一国货币地位的是该国综合实力,货币的具体形式并不会对货币地位产生实质性影响。这个观点的前半部分无疑是正确的,决定一国货币国际化的决定性因素确实是该国的综合实力。甚至即使综合实力达标,还要考虑全球用户对现行国际中心货币的使用粘性,国际货币体系从一种稳态过渡至另一种稳态,并非是一朝一夕即可实现的。如美国的综合实力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即已超过了英国,但美元正式取代英镑成为国际中心货币已是50年之后的事情了。但是,技术进步有可能成为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一个比较强的外部冲击。事实上,先进技术的加持也确实为一国货币国家化提供了契机。CBDC易于获得且交易便利,因此对别国经济具有更强的渗透性,特别是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具有极强的渗透性。比如,没有在中国开立银行账户的境外来华旅游人士可以通过下载CBDC钱包即可享受基于人民币的支付服务;境外商家也可在没有中国商业银行账户的情况下通过CBDC钱包接受中国居民的支付。

  初期,中国CBDC可“借船出海”,跟随支付宝、微信支付等国产支付巨头拓展市场,进一步提高人民币的覆盖范围。未来,若中国的数字货币钱包标准体系被其他国家采纳,则有可能直接在相关国家以人民币与当地居民进行交易,从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如果多个国家采用同一个数字货币钱包标准体系,则有利于人民币在可接受人民币、但因便利性所限尚不能大规模使用人民币的国家被广泛使用。

  此外,从防守的角度看,如果其他储备货币(如美元)先行数字化、数字钱包标准体系成为国际标准,则人民币的生存空间会被挤压,海外领地缩减,人民币国际化将踏上倒退之路。如若美国CBDC率先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规模使用,将把这些国家拉回美元体系,削弱中国CBDC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力。

  在中美关系下行时期,美国动用其在国际支付清算基础设施上的霸权对中国实施制裁的可能性陡增。事实上,2020年“两会”期间传出将制定“港版国家安全法”的消息之后,美国国会即开始考虑使用该霸权来“惩罚”涉港的中国个人、公司和金融机构。显然,美国的金融制裁已从幻想中的威胁变成现实中很可能线月,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也表示,中国在国际交易中主要依靠美元支付系统,因此很容易受到美国可能施加的制裁。此类事件已发生在俄罗斯的很多企业和金融机构身上,中国也不得不及早预防,做好真正应对准备,而非仅是精神上的应对准备。

  目前,多个国家已在探索新的路径规避美国金融制裁,如俄罗斯推出名为“金融电文传输系统”(SPFS)的俄版SWIFT;欧洲多国推出“贸易互换支持工具”(INSTEX)来推进非SWIFT网络、非美元定价的支付体系建设。美国的亲密盟友英国甚至呼吁发行一种国际通用数字货币以“削弱美元在全球贸易中过于专横的影响力”。

  随着5G、AI、云计算等技术的日臻成熟,数字经济时代加速到来。数字经济时代是物联网的时代,是万物互联的时代,数以千亿计的终端相互连接,必然导致数据这种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流通,从而也就产生了海量的价值转移需求,每一个终端也都成为了拥有金融账户的非人类个体。因此,CBDC就成为终端之间(特别是人与物、物与物之间)价值转移的完美载体,因为相比于现钞,CBDC无需人工搬运、清点、充值;相比于银行账户,CBDC无需没有生命的终端设备提交资料,仅需在终端设备上内置数字货币钱包;相比于电子支付,CBDC能够在所有支付渠道之间毫无壁垒的顺畅流通,甚至不需要联网;相比于私人数字货币,CBDC拥有国家信用背书及稳定的币值。

  。纸币生产环节繁多、工艺复杂、费时费力,成本较高。如国内仅运钞车运输产业市场就有350亿;2010年欧元区旧币回收,耗资1000亿欧元替换了58亿张纸币。CBDC意味着不再需要实物货币,而是通过网络发行和流通一串加密数字符号。央行仅需一次性投入搭建数字货币的运营和管理平台的沉浸成本,以后数字货币的发行成本将逐步递减,甚至接近零成本。2018年8月,意大利央行原行长法比奥•帕内塔表示,发行CBDC能够降低货币生产、转账和清算成本约760亿欧元,几乎等于欧盟年度预算的50%。

  。纸币的使用给洗钱和融资等犯罪活动提供了空间,现钞的存在使得偷摸盗抢等违法犯罪活动屡禁不绝,CBDC使监管部门有能力对资金流通的来源去向、交易时间等信息进行实时监控,有效减少以现金为目标和手段的各种犯罪活动。

  。2019年底爆发并席卷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使全球人民懂得了健康社交距离的概念,作为携带病菌最多的载体之一,纸币在新冠肺炎疫情过后注定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代之以无需收付双方直接接触的CBDC。3

  在私人数字货币领域,区块链技术有着很好的应用,但是区块链的特点决定了其可能不适合被应用于CBDC系统中,因为区块链技术有以下缺点:

  。区块链技术的一大优势是确保链上数据不可篡改,但其不能确保数据上链之前不被篡改,数据录入者有很大机会将经过篡改或造假的数据输入区块链。此时,还是需要一个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来确保上链数据不被污染,结果还是中心化的,与区块链技术倡导的“去中心化”精神相违背。当然,通过物联网技术、交叉比对供应链上下游数据等方式或许可以避免或改善这一情况,但相应地增加了应用区块链技术的成本。

  。“去中心化”的效率一定没有“中心化”的效率高,这一点不管在现实世界还是虚拟世界都是成立的。区块链采用的分布式账本技术决定了其运算结果必须同步到每一个节点上才算达成了共识;随着交易数据规模不断增大,节点需要记录交易数据的时间不断延长;区块链的交易需要验证时间。综上,区块链技术的效率可想而知,难以满足零售所需要的高并发性能。可对比的是,以太坊的TPS在15到30笔之间,“中心化”的VISA的TPS在2000到4000笔之间,峰值可达25000笔。很多项目声称其TPS可达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但或多或少都在安全性或“去中心化”方面有所妥协,如EOS就牺牲了“去中心化”的特性。

  。交易账本公开使得每个记账参与者都拥有一份完整的交易账本,包括了余额、验证信息、资金去向等数据,如被破解将造成大量隐私数据泄露。

  。不可篡改、撤销的特性使得交易中出现的错误无法更改(如果可以更改,恐怕又违背了“去中心化”思想)。而且,秘钥丢失也将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不同国家CBDC的技术路径和标准必然存在差异,而跨链交易需要实现不同数据库之间的更新同步,存在技术和标准方面的难题。目前,有一些国家表态称其CBDC将采用区块链技术,如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突尼斯、塞内加尔、伊朗、新加坡等国的CBDC项目均将区块链技术作为底层技术。但表态将采用区块链技术的国家基本上是一些经济体量、人口数量或国土面积比较小的国家,以区块链作为底层技术的CBDC或能支撑本国的经济活动,但大型经济体所发行的CBDC很难采用区块链技术来支撑其大规模、高频率的货币交易。如英格兰银行在《CBDC:机遇、挑战与设计》中指出“尽管很多CBDC都是与分布式账本技术相关联,但英国的CBDC并不一定要基于此,并且没有理由表明中心化的机构不能建构CBDC”。

  中国人民银行在是否使用区块链技术这个问题上应该是有过态度转变的。朱太辉、张皓星对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2016—2019年申请的专利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在采取分布式架构还是中心化架构这个问题上,2016—2017 年间的相关专利、论述均为分布式架构,其核心设计为利用区块链分布式、不可篡改的特性,设定多中心账本体系,同时为每笔交易分配新的地址从而实现匿名性。而在 2017年中至 2019年,架构设计则明显倾向于中心化,其主要优势为在现有管理体系下,通过中心化的数字货币登记中心来记录交易往来,有更强的扩展性和易于监管的特征。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相关人员曾在多个场合表示CBDC“不预设技术路线”“不一定使用区块链技术”“高并发至少达到30万笔/秒”。2020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课题组发表的《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与管理》一文指出,“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特性与中央银行的集中管理要求存在冲突。中央银行提供的支付服务不能离开集中式账户安排,需建立在中心化系统之上,这和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特性相冲突。因此,目前不建议基于区块链改造传统支付系统”。种种迹象表明,DC/EP不会采用区块链技术。

  CBDC已成为世界各国博弈的热点,即将形成的数字货币格局关系到未来全球货币体系的发展趋势,许多国家都在着手筹备CBDC计划以规避其他数字货币的风险,或是在即将形成的数字货币格局中争一席之地。2020年1月,国际清算银行发布了一份全球CBDC研究报告,对21个发达国家和45个新兴经济体的问卷调查显示,目前有80%的央行都表示在积极研究CBDC问题,30%的央行表示将在近期和中期发行CBDC。

  。除上文提到的纸币存在的印制发行成本高、携带不便、可能被用于洗钱和融资等若干缺点外,电子货币的基于金融账户紧耦合的模式难以满足公众对匿名支付的需求,而基于商业银行账户的M1和M2已实现电子化或数字化,没有必要再次数字化。替代M0,决定了DC/EP不会支付利息。如果付息,对于使用者来说,DC/EP的性质将变为流动性资产;对于央行来说,DC/EP就变成了一种新型、高效的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于商业银行来说,银行信贷将受到挤压,降低了信贷创造货币的功能。

  。央行作为上层,为发行的DC/EP提供信用担保,保证DC/EP与人民币一样具有无限法偿性;商业银行作为下层,受央行委托面向公众发行DC/EP,同时向央行100%缴纳准备金,以保证DC/EP不超发,不会影响通货膨胀。因此,商业银行在该体系中占据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采用此种体系,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为央行分担压力。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结构复杂,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人口素质不尽相同,单层DC/EP投放运营体系将让央行独自面对所有公众,给央行运营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特别是DC/EP直接服务于公众,涉及千家万户,仅靠央行自身力量进行研发和支撑,在技术、资金、经验、市场等诸多方面存在风险和困难。而商业银行已经发展出了比较成熟的IT技术设施和服务体系,在金融科技的运用和相关人才的储备等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采用双层投放运营体系可充分发挥商业银行在资源、人才和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同时避免了央行另起炉灶造成的巨大浪费。另一方面,防止“金融脱媒”。央行直接面向公众投放DC/EP,将使央行“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DC/EP在信用等级上高于商业银行的存款货币,可能会对商业银行存款造成挤出效应,影响商业银行的贷款投放能力,增加商业银行对同业市场的依赖。最终,可能出现商业银行消失,央行与商业银行大一统的局面。

  。此种模式除可提高运营效率外,一方面可维护币值稳定,因为DC/EP仍是央行对社会公众的负债,这种债权债务关系并未随着货币形态的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可强化金融监管,保证并加强央行的宏观审慎和货币调控职能。

  。开立银行账户需要严格的程序(提交证明文件、完善个人信息等)进行身份验证。但在DC/EP体系下,开立账户仅需某种能够成为个人身份唯一标识的物品,如车牌号,用户即可在通过车辆收费处时直接进行支付。同时,还能实现可控匿名。当然,大额支付恐怕还是需要提供身份证明,与真实身份进行绑定。

  。从技术上来说,DC/EP可以加载智能合约。但是,如果加载了超出货币职能的智能合约,将影响DC/EP的可接受度,进而影响人民币国际化。

  2020年之前,美国对发行CBDC的态度较为谨慎。2019年10月,美联储理事布雷纳德列出了美联储发行和监管CBDC将面临的一些严重问题,如美联储需要具备发行CBDC的法律资格;美联储需要提高管理CBDC的能力,如保护持有者隐私、防范假币出现、降低网络风险等;发行CBDC对美国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

  11月20日,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写信回应了美国国会议员弗兰克·希尔和比尔·福斯特关于美联储是否计划发行CBDC的询问。鲍威尔在信中说,“如果CBDC的目的是在金融上实现透明并提供防止非法活动的保障,则可以想象,一种通用的CBDC可能要求美联储保持使用这种数字货币的所有付款数据的连续记录,这有时会引起数据隐私和信息安全问题。”鲍威尔最后指出,美联储并未确定CBDC是否优于现有的货币政策工具。

  美国之所以态度谨慎,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已经掌控了美元霸权,现行的世界金融体系对维护美元霸权也十分有利,由于惯性的存在,美国对改变现状的态度较为保守,认为发行CBDC似无必要。Libra的问世就引发了美国政府的高度警惕,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对Libra是否会冲击美元体系十分关心。而且,发行CBDC还将带来相关法律法规、货币政策、监管政策等多方面的改变,成本无法忽视。

  近半年来,美国官方似乎已关注到全球央行研发CBDC的热潮,对发行CBDC的态度渐趋积极。美联储方面,2019年12月,布雷纳德就再次表示美联储已开始研究CBDC发行的可行性,此后又透露美联储正在研究与数字支付和CBDC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围绕发行CBDC的政策、设计和法律制定等。2020年6月17日,鲍威尔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不要有一天醒来,意识到美元不再是世界储备货币,因为我们只是错过了一次技术变革”,“我们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

  众议院方面,2020年3月23日,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其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经济刺激法案草案《对工人和家庭负责法》(H.R.6379)中首次提到CBDC。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马克西那·沃特斯提交了《美国消费者、州、商业及金融保护和资助法案》(H.R.6321),其内容属于上述法案的一部分。法案中直接提到了创建CBDC和建立数字美元钱包,并作为向美国公民提供经济刺激支出的一种方式。截止目前,该法案仍属于“提出”的状态,还未进入投票环节。

  该法案确立了美元CBDC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以美元价值表示的余额,包括任何由联邦储备银行中负债记录的数字化账本,即一种数字化的价值储存单位,并可由合格的金融机构(由联邦储备系统理事会决定)赎回。美元CBDC钱包被定义为一个用于存储美元CBDC的账户,可由联邦储备银行代表用户持有,并绑定相应的数字或物理身份。

  该法案中美元CBDC钱包相关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补助金优先通过CBDC发放。该法案要求美国财政部需自议案生效后第一个月起,每月向符合条件的美国公民和合法居留者支付补助金,且须优先通过向美元CBDC钱包直接存款的方式发放。二是数字美元钱包的开户方式。该法案要求所有的联邦储备银行必须提供美元CBDC钱包服务。2021年1月1日前,所有联邦储备银行须为美国公民和合法居留的个人,以及主营业务地在美国境内的商业主体提供美元CBDC钱包服务。在联邦储备银行分支机构未覆盖的地区,联邦储备银行须与美国邮政合作提供相应服务。此外,州银行和信用社等非美联储会员银行也被允许在合规的情况下开设主账户专用于提供美元CBDC钱包服务,且联邦储备银行将补偿其为提供服务实际产生的合理费用。三是美元CBDC钱包的功能及费用。该法案规定,联邦储备银行的美元CBDC钱包无账户费用,无最低或最高限额要求,并应以不低于法定准备金利率和超额准备金利率中较高者的利率支付利息。美元CBDC钱包可提供借记卡、在线账户、自动账单支付、移动银行服务、客户服务等其他功能服务(不包括透支功能),不得以盈利能力问题限制或关闭服务,且须为用户提供反欺诈等安全保护。

  参议院方面,2020年3月24日,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高级成员谢罗德•布朗提交了《要求会员银行为特定人群和因其他目的维护传递式数字美元钱包的草案》。该法案同样规定了数字美元和数字美元钱包的定义以及直通美元CBDC钱包,并规定所有成员银行授权所有人开设并维护美元CBDC钱包,特别是有资格领取刺激法案救助金的人。法案中所提及的成员银行包括美联储的成员银行,以及非美联储成员但受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监管的银行。截止目前,该法案也仍属于“提出”的状态,还未进入投票环节。

  美联储本身也将向符合条件的美国人提供美元CBDC钱包。而对于美联储可能无法设立分支机构的低收入地区,美联储将与邮政零售设施合作执行这一任务。为了使用CBDC,美国邮局将为客户设置自动提款机存取资金。此外,法案中规定,大型银行必须提供通过美元CBDC钱包的在线申请。直通式美元CBDC钱包包含消费者保护条款,其中指出钱包应不受任何账户费用、最低余额或最高余额的影响,并应以不低于法定准备金利率和超额准备金利率中较大者的利率支付利息。

  除美国官方外,民间力量也已经开始有所行动。2020年1月16日,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前主席克里斯托弗·吉安卡洛和美国私募股权公司Silver Lake Partners的前高管查尔斯·吉安卡洛等人成立了非营利性组织数字美元基金会(Digital Dollar Foundation),并联合全球咨询巨头埃森哲创建数字美元项目(Digital Dollar Project)。埃森哲曾与加拿大银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瑞典央行和欧洲央行合作开展CBDC项目,因此被邀请成为数字美元项目的首席架构师和技术创新合作伙伴。该项目计划通过召集企业高管、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组织利益相关者会议、圆桌讨论和公开论坛等方式,全面研究和讨论数字美元的潜在优势,并提出支持美国政府发行CBDC的可能路径。

  5月29日,“数字美元基金会”发布首份数字美元项目白皮书,为创建美国CBDC提出了指导框架。白皮书建议美国政府尽快发行代币化的CBDC布局国内和国际支付场景,以维持美元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巩固美元霸权。白皮书指出,美元未来的国际地位将很大程度取决于美联储能否适应消费者、企业和政府日益增长的数字化需求。CBDC将巩固美元享有的巨大的相对优势,有利于美元继续发挥其在全球经济的主导作用。便携性将增强美元CBDC的影响力和有效性,有助于央行货币的海外分配。如果未来的支付系统可以绕开美元,那么美国使用经济制裁作为外交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将受到严重威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特别是软实力方面,也将面临较大风险。

  2019年12月12日,欧洲央行理事会宣布已成立CBDC专门委员会,会加快研究CBDC,预计于2020年中期得出结论。并且,拉加德明确了欧洲央行对发行CBDC的立场,即在CBDC领域处于领先地位。2020年5月11日,欧洲央行董事会成员伊夫·默施表示,尽管目前缺乏对CBDC的具体“商业案例”,但不会阻止欧洲央行认真探索CBDC的最佳设计,以便欧洲央行能够做好充分准备,以备不时之需。

  瑞典方面,央行于2020年2月19日表示,已开始测试电子克朗(e-krona),并表示如果其最终进入市场,将被用于模拟日常银行业务,如通过数字钱包等手机应用进行付款、存款和取款,要将电子克朗打造成“像发送短信一样容易”。在6月18日更新的一份报告中,央行提出了提供瑞典克朗电子版的四种模式,并概述了不同模式如何符合其政策目标。这些目标包括促进稳定的价值储存手段和记账单位,成为最后贷款人,提供安全的支付和结算手段,并提供维护金融稳定的工具。在此背景下,研究中的四种模式包括“没有中介的中心式电子克朗供应模式”“有中介的中心式模式”“有中介的分布式解决方案”“合成电子克朗”。

  意大利方面,银行业协会中有工作组专注于数字货币和加密资产,该工作组概述了CBDC的十个考虑事项,如遵守欧盟法律的重要性、对广泛信任和可用性的需要、CBDC可能有助于降低“高风险”加密货币的吸引力等。该小组还强调了CBDC可能带来的创新,如P2P交易、机器对机器支付、降低利率和交易对手风险、拥有智能或可编程货币的能力等。2020年6月,该协会表态希望通过参与相关项目和实验来帮助加快由欧洲央行支持的CBDC的实施。

  韩国方面,央行在2019年12月宣布组建CBDC特别工作组,并于2020年4月6日正式宣布其CBDC试点计划,表示将在本年底进行CBDC设计、技术审查、业务流程分析和咨询等准备,如技术筹备充足,则将在2021年进行小范围试点测试。此后,央行成立了一个由6名专家组成的法律咨询小组,以评估围绕CBDC推出产生的问题。

  日本方面, 2020年2月24日,日本财务省、金融厅和央行举行了关于CBDC的研讨会,讨论CBDC的前景及与之相关的经济影响。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表示,正在从技术和法律角度推进研究CBDC,以便需求增长时,能够采取适当的行动。此外,2020年1月,央行已协同加拿大银行、英格兰银行、欧洲央行、瑞典央行、瑞士国家银行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央行及国际清算银行设立专门小组,讨论CBDC相关经济功能与技术设计。

  新加坡方面,金融管理局自2016年底以来一直在致力于其基于区块链的银行间支付项目。2018年正式公开了探索利用区块链进行支付和证券清算、结算的“Project Ubin”项目。2020年6月表示该国CBDC项目的主要目标是削减跨境支付和结算成本,缩短结算时间,确保交易安全,并正在与中国人民银行讨论CBDC的多种开发方案。

  柬埔寨方面,2017年以来,央行一直在开发名为“Project Bakong”的基于区块链的支付系统。2020年6月,央行发布Bakong项目白皮书。白皮书显示,Bakong将允许柬埔寨民众通过使用二维码及移动应用程序代替传统的纸币支付方式,降低美元在该国的主导地位。与CBDC不同的是,用户必须将法币存入Bakong账户才能与他人进行交易,更类似于电子货币。

  泰国方面,央行于2020年1月表示已在CBDC项目“Inthanon”上迈出重要一步,6月宣布将基于该项目的经验构建CBDC付款原型,在为所有企业启动CBDC支付系统之前对大型企业进行测试,并已与该国最大的水泥和建筑材料供应商暹罗水泥集团(SCG)和金融科技公司Digital Ventures Company Limited合作,对他们的付款原型系统进行了试点测试。通过CBDC付款,央行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更高效的付款系统,以增加资金转账的灵活性,并加快供应商之间的付款结算。试点之后,央行将评估该系统的可行性,以及一种将CBDC付款轻松集成到其他业务平台上的方法。

  加拿大方面,目前尚无发行CBDC的计划,但正在为可能发行的CBDC做准备,并于2020年6月开始招聘任期三年的“CBDC项目经理”。招聘启事显示,央行正在“重塑央行体系”,并从根本上重新考虑加拿大现金的性质。CBDC应该保护用户的隐私(尽管没有现金那么高的程度),让没有银行账户或手机的人仍可使用,在断电情况下工作并在安全性上与纸币竞争,以获得持有现金人群的信心。央行还希望其CBDC能够建立在一种“可能有几十年发展寿命”的架构上。

  马绍尔群岛方面,已与Algorand区块链达成合作,打造CBDCSOV。

  目前,委内瑞拉、巴哈马、东加勒比群岛、马绍尔群岛等金融弱势国家积极研究CBDC,除缓解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弱化对美元的过度依赖、发展普惠金融等考虑外,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规避金融强势国家先行发行CBDC对本国金融体系带来的巨大冲击,维护本国货币金融主权。对中国来说,若美国抢先发行CBDC,其将借美元已形成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及信息技术的便利性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攻城略地,进一步巩固美元霸权,从而对人民币国际化形成巨大阻碍。

  2019年11月19日,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举办CBDC危机模拟,美国政府原高官和多位高校学者共同参与。该危机模拟将DC/EP视为假想敌,假定DC/EP极大地破坏了美元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霸权地位。针对模拟活动暴露出的安全问题,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总统提议加强SWIFT系统以及探索美国的CBDC等意见建议。此次危机模拟表明美国已经意识到DC/EP将动摇美元主导地位,并试图寻找解决方案进行对抗。2020年5月20日,该中心再次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网站刊文,在一个假定场景下提出了DC/EP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2022年,美国从以色列摩萨德获取情报,称伊朗正在为获取核武器和导弹的关键零部件而展开行动。虽然2022年的美国还未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但届时伊朗的国际贸易结算体系已转变为以中国发行的DC/EP为基础,德黑兰可以利用DC/EP免于受到基于美元体系的经济制裁,美国金融机构也将因此失去对伊朗的影响力。这一局面将导致伊朗对中国、印度和欧洲的石油销量大增,而德黑兰政权的现金流将不再受到美国政府的监控。在这种情况下,当伊朗决定加快核武器以及搭载这种核武器的中程导弹的研发时,美国政府将无法再把经济制裁作为回应此类威胁的主要手段。” 2020年2月6日,日本对外事务副部长中山纪弘明确将中国CBDC视为对现有全球储备货币体系的挑战,表示希望在美国帮助下一起抵抗DC/EP。

  2020年1月22日,日本、欧洲、英国、瑞典、瑞士、加拿大六国央行与国际清算银行联合成立小组,评估发行CBDC的可能性,以加快成员国CBDC应用研究,应对Libra和DC/EP。该小组希望将CBDC相关知识和经验在成员国之间共享,并刺激对CBDC持谨慎态度的美联储。中国“两会”期间,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香港政务司原司长唐英年等10位全国政策委员联合提交《关于开展香港地区跨境数字稳定币的提案》,建议由人民币、日元、韩元、港币组成跨境一篮子数字稳定币,未来与DC/EP无缝对接,也为其在香港推行乃至国际化落地做出尝试,提前发现其跨境支付应用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风险。

  金属货币时代,国与国之间的货币竞争不会比较哪一国的金子更闪亮;纸币时代,国与国之间的货币竞争不会比较哪一国的造币纸张更坚韧、更耐用、更光滑。但是,CBDC时代则面临完全不同的情况,国与国之间的货币竞争会比较哪一国的信息技术更发达。信息技术更发达意味着该国的CBDC更便利、更安全、更稳定,意味着该国CBDC更有能力承受全球海量货币流通带来的巨大冲击,意味着该国CBDC更容易走出国门,被全世界接纳。同时,这也意味着在信用货币时代,货币信用由“国家信用”走向“国家信用+技术信用”的“双支柱”时代。

  规则制定权意味着话语权,标准制定者意味着可在技术更新迭代的大背景下持续保持较大的市场份额,并持续影响技术的发展方向,给自己留下足够的战略纵深。因此,谁制定的CBDC信息技术标准规则能够被更多的国家认可并接受,谁就掌握了CBDC的话语权,谁的CBDC就更有可能在全球货币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

  谁能够率先发行运行稳定、安全可靠的CBDC,并将其应用于国际经贸往来,谁的CBDC就更有可能凭借信息技术带来的强大渗透性获取先发优势,快速拓展本国CBDC的势力范围,并与用户间形成黏性,从而具有了先发优势。

  在货币出海这个涉及主权的问题上,相对于政府力量主导,市场力量主导显然更易于被别国接受。虽然鲍威尔现在否定了“公私合营”这条路线,但依然有美国金融高官对“公私合营”表示了支持,如美国货币监理署代理署长Brian Brooks就公开表示了对私营部门的支持,其认为CBDC的设计应由私营部门主导,科技领域私营部门最适合构建货币,而政府的角色则是对货币进行监管。未来中美两国可能都会走“公私合营”这条路,这是大概率事件。Libra第一版白皮书发布时,笔者即在多个场合表示,未来美国政府很可能会与Facebook唱双簧,依托这家互联网巨头27亿用户的庞大群体及丰富的应用场景,在全球更迅速地推广美元CBDC,从而构建“美元-Libra体系”。Libra第二版白皮书鲜明的表达了对“公私合营”的兴趣,其内容还表明,Libra不仅将与美元结合,未来还有可能成为各国央行发行数字货币的公共平台,从而换取各国监管机构对该项目放行。未来,DC/EP也很有可能依托支付宝、微信支付“借船出海”。因此,Facebook与阿里巴巴、腾讯等民营科技巨头的实力比拼将成为美元与人民币竞争的重要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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